问：你刚刚结束在狱中的10年监禁，出来后有何打算？

    答：我这一次被关押十年，依据中国现行法律规定，可以准确无误地说 是法院对我实施了非法拘禁。法院的非法拘禁，加上监狱的惨无人道，这10年中。我的肉体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但我的意志并未被销蚀掉，反而更坚定了我与权力者侵害人权的行为进行抗争的斗志。休息一段时间后，我首先将会对自己受到非法拘禁一事寻找解决的办法。之后我将就监狱里的人权状况做出我的行为表示。在狱中时，许多囚犯通过不同渠道悄悄同我说，他们虽然有罪，应当受到惩罚，他们也愿意在惩罚中洗心革面，把自己的灵魂拯救出来。但是象目前的这种惩罚实在是太残酷，与法律的规定背道而驰，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他们都承受不了。他们希望我出狱后一定要把他们在狱中的悲惨处境向全天下公布。以引起全社会对中国监狱的人权状况高度关注，使他们这些罪人能有一个较为人性的关押场所，最终迷途返群，回头是岸。中国监狱人权状况是中国社会人权状况的一部分，监狱的人权状况没有改善，说明中国社会的人权状况也没有改善。因此，哪怕是再一次坐牢，我也要为争取监狱人权状况的改观而作出自己的努力。 (博讯 boxun.com)

    问：你为中国人权进步的事业做出了较大的努力和牺牲，你认为要实现中国社会人权状况的根本好转，当前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举措？

     答：在现代社会，公民的人权即基本权利一般都写进了国家的宪法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中国公民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也做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如果这些规定兑现了，那我们中国公民的人权无疑就得到了保障。然而在中国社会的实际生活中，宪法所赋予公民的基本人权却等于一纸空文。宪法规定公民享有的这种权利那种权利，如同半空中的肉饼，可望而不可即。可以说，中国公民是没有权利的公民，是假公民，假公民哪里还来的什么人权！ 要改变这种状态，就必须迫不及待地在中国重新掀起一场新的宪政运动，让一切关注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公民都来探讨中国宪法“名”和“实”问题，探讨如何使宪法成为真正的宪法，探讨如何使宪法的每一条款都完全落实到社会生活中去。只有在宪法真正成为了国家的最高纲领，中国社会的人权状况才会得到实质的进步。

    问：你对西藏“3•14”事件持何看法？

     答：中国的西藏问题较为复杂，牵涉到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民族、宗教诸方面。今年3月，在西藏发生了大规模的骚扰事件，由于我们国家一贯都采取新闻、信息封锁政策，因此它的真实情况究竟是怎样，我无从知道，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中央政府对西藏的自治政策是失败的，是不为西藏人民所接受的。如果不改变西藏目前这种有“自治”之名无“自治”之实的所谓“自治”政策。类似于“3•14”的事件今后肯定还会继续发生，而且还有发生更大冲突的可能。为了藏汉人民的友谊和团结，为了藏族人民的幸福、和平、进步，中央政府无可选择地应当让西藏实现真正的民族自治。这也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途径。

    问：汶川地震发生后，全国人民都积极捐款支援灾区，你如何看待？

     答：汶川地震后，全国人民通过传媒了解到灾情的巨大，大家含着泪捐款捐物，都想尽一份力量帮助灾区人民早日度过难关。这是人性的光芒。在灾难中如果缺乏这种盈溢着爱心的互助精神，人类就难以生存发展到今天。但就汶川地震而言，我认为前一段时间牵动全民的大捐款高潮存在一定的问题。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某个地区一旦发生灾难，在经济上提供帮助的主体应该是政府。政府具备了这种能力。据统计，我国目前外汇储备有一万八千多亿美元，又据有关统计部门统计，中国的各级政府在公车和公款吃喝上的消耗每年大约是七千亿人民币，这还不包括公费旅游的消耗。中国政府如果真正是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在如此大的灾难面前，通过行政命令每年至少可以从公车和公款吃喝费用中省出三四千亿人民币，再每年再从外汇储备中抽出一部分，就可以基本上解决汶川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所需的资金。可是人们看到的情况是 在汶川地震灾难面前，一方面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在倡导社会各行各业踊跃捐款捐物，另一方面政府部门依旧在毫不心痛地挥霍公款，一掷千金。这是很成问题的。在国家财力较为充实的情况下，民间对灾难的捐款应当适度，应当是长期的可持续性的，不能因为某一次大灾难的捐款而导致下一次为小灾难的捐款捐不起来。前一段民间对汶川地震的大捐款就存在有这一后果。再则，民间的捐款由政府机关来决定它的流向是错误的。中国政府的官僚作风和官员的腐败是人所共知的，广大民众对中国政府存在着信任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民众毫无疑问会担心自己的善款或被贪污或被挪做他用或被用于国有企业的重建。政府既然倡导民间大量捐款，就应当允许公民成立非官方的慈善机构。在目前情况下，只有非官方的慈善机构才有可能把爱心款项安全地分配到政府顾及不到而又确实需要援助的人群中去。

     问：当前中国公民的维权活动对促进中国走向法制能产生多大作用？

     答：中国老百姓的维权活动当前正澎湃活跃起来，这表明中国老百姓的公民意识已经觉醒。但是，在现有体制下，老百姓的维权又步履艰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我认为还是一个宪政问题。宪法的地位没有解决。宪法的不可违背性没有落实，老百姓的维权活动就只会象封建专制时代受冤者向皇帝申诉一样，可能会取得某个问题的解决，但对整个社会的进步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鉴于此，当今中国社会一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应当有所作为，如果他们能用自己的声音积极宣传宪政，大胆批评、谴责一切违宪行为，为老百姓的维权活动劈开一条绿色通道，那么民间的维权活动在促进中国走向法制的过程中就必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采访结束。张善光先生表示，他在坐牢期间，国内外许多朋友对他和他的家属给予了宝贵的支持和帮助，他请我代他向这些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8年8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