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政府是中国政权最要害的一级。麻雀虽小，肝胆俱全，部门林立，互相配合、狼狈为奸。或者是以过时为冠冕堂皇的理由推卸性地把大门封闭，或者是在部门间踢皮球踢得你头昏脑胀，或者是不立案不受理，或者是通过乡、村权力人士施加压力。颠过来、倒过去，搞得你筋疲力尽，大多数人在这过程中不得不偃旗息鼓。个别上访者，法院虽接受你的诉讼，却往往让你输了官司。更极个别的，仍然上访，于是截访，截回来，挨打有之，让你劳教者有之，劳改者有之。他采取的主要手段，在三十六计中，有借刀杀人、声东击西、暗渡陈仓、打草惊蛇、欲擒故纵、浑水摸鱼、反客为主、空城计、连环计等等。

市级政府离访民远一些，衙门大一些，上访成为他们的一个亲近下级的途径，是一个让县、乡官员陪小心、供孝敬的机会。提到市里来的争议与纠纷，往往事体较严重、较复杂。市政府不愿意为民解难、为民解忧。常见的形式，是二审维持一审的判决，是不痛不痒地批示回县城，是议而不决。他采取的主要手段，在三十六计中，有趁火打劫、隔岸观火、调虎离山、假痴不癲等等。

省级政府、中央政府的信访部门，对前来省城与京城的访民，对这些求"青天大老爷"出现的访民，心情很矛盾。假期我是个省官或京官，对于一件在当事人看来的天大的事("人命关天"、家庭存亡等)，在我看来，往往是小事一件，我能够为此耽误时间、体察下情，为访民一展悉眉么？我能为了一个小民与市、地、县的官府过不去么？即使有心，我怎样能查清楚真实情况(往往下级机关已经编织了复杂的证据、证词、证人等)呢？因此，只能"批示"下级某级某个部门接待与处理。这就是一个博弈：犯罪犯错的是下级，纠正罪错的仍然是下级。检举信、举报信、上访信，经过公文旅行，最后回到了当事人的一方：官方、官员手中。"天高皇帝远"，你奈我何？有的是历史遗案，当事人的双方行为人甚至不在世了，处理好了无功劳，没处理无错误。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只要中央集权模式的政治结构不变，那么，逐级上访寻求"青天"的传统"喊冤"的就会不绝如缕。任何打击、迫害、阻挠都不可能让上访绝迹。中国之大，每县一人，就是2000多人；10人，则20000多人，100人，则20万人。于是，北京出现了上访村，于是，全国人大、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就被访民们无意间封堵住出路的情况就屡见不鲜了。

三.事如何解决？

2008年中共中央"六?二八"信访电视电话会议既表现了最高当局的震怒，也反应了新信访条例在实施中的两难：官民对立与警民对峙的社会形势下，访民很有可能酝酿成乱民与暴民：贵州瓮安事件与上海杨佳案，无不与低层民众上访的渠道不畅通相关：李树芬的死亡案，杨佳去年被警察殴打事故，最后扩大成为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被打砸抢烧，或警察6死4伤的震惊全国的大事件。在网络时代，事件被放大，典型化了两事件同时也在拷问：信访制度如何坚持？

信访制度必然导致上县、赴市、到省、进京的上上下下、一来二去的上访征途。上访问题的"事要解决"，尽管这是中央的指示，但最终不是解决不了。因为上访的问题仅仅是同类型问题其中的一小部分，解决了一小部分，其他的上访就被鼓舞与激励，纷至沓来，没完没了。因为60年统治作了多少孽呀？某些个似乎是解决了的问题，如"右派""改正"，实际上并没有处理：非正常死亡的右派，或者是无罪劳教劳改的右派，妻离子散的右派，二十多年的非人道待遇，等等，经济上是没有补偿的(200元可补偿一条命？)又如土地征收征用，农民90%的并没有获得合理的补偿(100%地被市、县、乡、村，甚至是省截留一部分征收、征用资金)，1亿失地农民要讨个说法，岂是信访制度所能解决得了的？

如豆腐渣工程。目前看来，江泽民掌权时期，采取中央出政策，乡村出钱出人的"普九达标"工程时，建设的那一批乡村小学、初中，大部分是豆腐渣工程。豆腐渣工程必然在造成伤亡。汶川地震显示出这批学校是地雷，是陷井，是杀手。家长们讨说法，谁能说得清？中央出政策，你不能说这政策"不好"(普及农村小学、初中九年义务教育)；但中央不出钱，"农民的教育办"，县、乡、村、民无力负担这大跃进式的乡村学校建设的死命令，于是偷工减料有之。豆腐渣工程是正常的，反之才是反常的。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嘛。你相信不不相信北川、汶川学校失去子女的家长们会找到个心服口服的说法？笔者是不相信的。

因此，一边是民心的背离，一边是民怨的积累，官方却仍然在政治怪圈中里思维与行为。上访不会绝迹，访民不会绝种，小者是酝酿杨佳式暴徒("英雄")，大者是瓮分式暴乱("起义")。挡得了奥运一时，挡得了霉运一世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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